编者按：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二万五千里长征，是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；伟大长征精神，是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。在广东农垦的创业者中，有不少人经历过长征；伟大长征精神，同样铭刻在广垦人的红色基因中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，激励垦区广大干部职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，广垦融媒推出【长征走来的广垦人】专栏。本期讲述危秀英的故事——救人无数的女英雄。
危秀英，1910年生，江西瑞金人。1957年至1965年先后任华南农垦总局副局长、广东省农垦厅副厅长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一次，危秀英到北京去开农垦部的会。趁着开会的空档，她特地来看望老首长李富春。
李富春家的客厅不大，但那一天来的客人不少。李富春夫人蔡畅招呼她坐下，屋子里还有几位不常碰面的老战友，有说有笑。危秀英刚从广东赶来，满脑子都是橡胶树和垦殖场的事，压根儿没往别的方面想。
突然，一个中年男人快步走到她面前，一把抓住她的手，声音都在抖：“危秀英同志，是你救过我的命！”危秀英愣住了。她上下打量这个人，怎么都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
那位同志叫廖志高，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。他向危秀英伸出手时，眼睛里全是泪。蔡畅在旁边笑了，说：“秀英，他就是廖志高同志呀！”
危秀英还是没反应过来。究竟救过多少人，她也数不过来。
廖志高比她记得清楚。1935年，长征途中，他在贵州境内掉了队，发着高烧，靠着枪坐在地上，嘴唇烧得裂开了口子，人已经快不行了。危秀英不认得他，但看见他戴的红帽徽，二话没说蹲下来，拧开水壶给他喂水。一口一口的，那战士慢慢缓过气来，可根本站不起来。危秀英把他的行装全背到自己肩上，又蹲下去把他背起来，连拖带拽往前赶。
危秀英个子不到一米四，在中央红军三十位长征女战士里排倒数第一，身上还挂满了别人的行李。背上那个战士比她高出整整一个头。
后面枪声响了，敌人追上来。廖志高说别管我了，你这样会把自己也搭进去。危秀英答了一句：“不！只要我活着，就不能丢下你！”翻了两座山，敌人已经追到第一座山顶，子弹从头顶飞过去。危秀英咬紧牙关，借着树丛掩护，硬是把人背回了部队。这一趟把她的力气耗干了。可到了地方，她连那个战士的名字都没问，转身就走了。
在长征队伍里，无论是徐特立还是彭德怀，见了危秀英都是直呼“矮子”，朱德也这么叫。这个绰号跟着她走了两万五千里，不是因为不尊重，恰恰是因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。美国记者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在他那本《长征：前所未闻的故事》里，形容危秀英“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”。可就是这么一个小个子，长征中背的东西最多，抬的担架也最多，被战友们称作“骆驼”。
1910年9月11日，危秀英出生在江西瑞金叶坪乡乌泥塘的一个穷苦农民家里，六岁那年就被卖作童养媳。
1930年，毛泽东、朱德带着红军到了兴国。危秀英瞒着家里人，自己拿剪刀把长头发剪了，用头巾裹上，趁夜里偷偷跑出去找红军。她给自己取名叫“秀英”，意思是要做优秀的人、英雄的人。从那天起，她的人生翻了个个儿。
进了队伍，危秀英那股拼命的劲头把所有人都震住了。扩红运动中，危秀英接到的任务是要在一个月内到兴国县崇贤区招三十名新兵。当时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已经迫在眉睫，部队急需扩充，可前几次动员已经把大批群众送进了队伍，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。这个任务几乎是完不成的。危秀英和几个同志一起，跑了四个村子，挨家挨户做工作。十天，四百多新兵，整整一个营，交到了部队手里。
1932年4月，危秀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第二年，她被调到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当干事，部长是蔡畅，省委书记是李富春。蔡畅头一回见她就很喜欢这个手粗脚健、朴朴实实的姑娘，问她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。危秀英说：“大字墨墨黑，在我眼中哪个都一样，说不出认得认不得。”蔡畅听了直笑，说：“秀英，从明天起我教你学文化，一天认十个字，少认一个就得认罚。”那段时间，危秀英白天拼命干活，晚上蔡畅就手把手教她认字、写字。没有纸笔，她就用树枝在地上画。后来蔡畅为危秀英买了毛笔和毛边纸，一笔一画地教她。危秀英硬是凭着一股倔劲儿，很快就能写简单的工作汇报了。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。女同志参加长征是要经过严格筛选的——必须是共产党员，要有独立工作能力，还得身体好，能扛东西能走路。最后踏上长征路的，是包括危秀英在内的三十位女红军。
危秀英被编入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，当了一名政治战士。所谓政治战士，就是跟着担架队走，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的工作，稳定民夫的情绪，遇到紧急情况还要亲自抬担架。
危秀英一个人管三到四副担架，每副担架都要找到民夫来抬，她还得做伤员和民夫两边的思想工作。行军的时候她和民夫走在一起，一边走一边鼓励；宿营的时候，她要先把民夫的吃住安顿好，才能顾上自己。
长征路上，刘少奇见她个子矮小，身上却总是背那么多东西，跑得还那么快，不止一次叮嘱她：“秀英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！”
有一次，危秀英负责的担架有两副掉了队，她赶紧折回去找。找到之后刚往回赶，敌人的飞机来了。抬担架的民夫没见过这种阵仗，飞机一俯冲，扔下担架就跑，一下子跑了三个，剩下一个瘫在地上说没力气，不肯走了。担架上躺着的是陈慧清，邓发的妻子，刚生完孩子，身体虚弱得根本没法动。
危秀英先把陈慧清背到隐蔽的地方，安置好另一个伤员，然后解下自己的半袋子干粮，塞给那个民夫，让他坐下歇歇，边吃边聊。她把自己的身世讲给他听，说红军是怎么回事，眼下遇到了什么困难。那民夫听了，不光自己不走了，还跑出去把另外两个民夫找了回来。
危秀英和他一起抬起担架，翻过两座山，才追上了队伍。那半袋子干粮，是她自己仅存的口粮。在那样的绝境里，半袋干粮就是半条命，她眼睛都没眨一下就给了别人。
1935年6月，红军到达四川毛儿盖沙窝地区，粮食早就吃光了，所有人都在靠野菜和野蘑菇充饥。一天晚上，危秀英从藏民家做宣传回来，看见邓六金、廖似光、刘彩香三个女战士躺在地上，旁边还搁着一碗黑糊糊的蘑菇汤。哨兵和通讯员也躺了，几个人的脸都发青，嘴唇发紫——野蘑菇中毒。
危秀英抱起刘彩香的头，扒开她的嘴，把手伸进喉咙里使劲往外掏。她知道，只要能把毒蘑菇汤吐出来，人就有救。刘彩香吐了，她又抱起邓六金，再抱起廖似光，一个一个地催吐。几个人总算从鬼门关前拽回来了。
同一片草坪上还躺着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团长、一位政委和一位参谋长，吃了同样的蘑菇，也倒在那里。危秀英用同样的办法，一个一个地掏，把三个人也救了过来。
（来源：综合澎湃新闻、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》、《兴国县志》等）
